解放初，翦伯赞从香港转来北京，大概因为解放前对一些老教授的批评，没有得以进入北大、清华的历史系任教。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此时也许是为了保住饭碗，决定请马列主义史学家来校座谈。应邀而来的宾客是郭沫若、翦伯赞、杜国庠、侯外庐，来听讲的是北大历史系全体教师。宾客本该主讲，旧王朝的遗老遗少理应恭听。谁知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，对这四位来宾的学识颇不以为然，便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，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，竟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。会后，翦伯赞大怒。出门，即愤然道：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，幕后导演则是向达。
这事的确深深地伤害了翦伯赞的自尊心。
　　1952年9月18日，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，翦伯赞所做的题为《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》的长篇发言里说，史学界“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，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，反对社会主义。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，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，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，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。”接着，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，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、向达以及荣孟源。
　　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。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。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“张宗昌带兵”，“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”；形容我们的“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，呼之则来，挥之即去。”“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。”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“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”的观点。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，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，农民战争问题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，汉民族形成问题。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，“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。”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“阴暗心理”，翦伯赞举例证明，说：“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《魏晋南北朝佛教史》再版时，做了个后记，里面说到自己‘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’。向达看了则说：‘这是降低身份。’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向达所指的史学“五朵金花”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。
　　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，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。他从雷海宗、向达、荣孟源的言论里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。这样的问题，对翦伯赞而言，自属于大是大非了。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，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。所以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。
　　最后，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。他说：“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‘学术研究是一回事，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，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……，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，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，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。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，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。”
　　1957年夏季的翦伯赞在思想上是必须坚守比冰还冷、比铁还硬的党性原则。在行为上，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：在公开场合表态，写批判文章，在批判会上发言。尽管那时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已经看见隐藏在“开国气象”后面的霸道，尽管对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、政治学习产生反感与抵触。但是通过这场领袖亲自出面、执政党冲锋在前、且充满阴谋和卑劣的反右运动，他们只能放弃公开的抵触和反感。为保护自己或表示归顺，或接受洗礼。反右斗争使民主党派全线崩溃，知识分子悉数缴械。
　　此后，向达被划为史学界大右派，1966年11月20日含冤自杀。
　　翦伯赞与其他人的矛盾就略而不说了，不过肯定无疑的是，翦伯赞斗倒斗臭的不止这几位。
　　但是，反右运动后期进入处理阶段时，有人发现：北大历史系划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。究其原因，其中重要的一条——除了对向达等人的批判，翦伯赞这个系主任没有更多地涉及教职员工。翦伯赞毕竟和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一样，本性善良。但环境的、现实的、生活的、生存的以及组织的、思想上的原因，不得不把善或隐匿或放逐。在强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，被迫地却又是清醒地、积极地却又是有限度地弃置良知。作为史学家的他，恐怕已经认识到对党的忠诚在本质上，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出卖——既出卖了无辜者，也出卖了自己。如果说，把一场政治运动比做一个大合唱。翦伯赞即使无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，也必为歌者——为党而歌。然而，歌里承载着他内心的情感和思虑；歌里，还带着心灵的颤抖。也许在强权环境里，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复杂在于一个人独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，表演着悲与喜的双重角色；在于一瞬间完成善与恶的交替。
　　向达去世二周年之后，翦伯赞是不是在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对向达等人表示愧疚呢？
　　四、理想的破灭
　　1926年，翦伯赞投身北伐战争。唐生智介绍他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，同时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。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欢迎他投笔从戎，并派他前往太原、归绥(今呼和浩特)，对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进行策反工作。
　　1927年蒋介石公开反共，晋绥一体参加“清共”，阎锡山下令通缉翦伯赞，令商震“严办具报”。好在商震没有斩尽杀绝，卖个人情，将翦伯赞送走了之。此后，理论界开始反思中国革命的性质，由此又带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。翦伯赞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历史，并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，以至于1933年春，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，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以“反政府”的罪名将他逮捕。
　　抗战前后，翦伯赞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，在重庆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。在他传奇一般的经历中，翦伯赞与许多著名政治人物如周恩来、冯玉祥、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覃振等，都建立了极深的感情关系。因为他们大概都有“为中华之崛起”之心愿。
　　但是解放后，当翦伯赞发现长期奋斗的理想，似乎已经近于实现实际上却是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时候，知识分子的幻灭感就越来越重了。四十年代，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，翦曾愤言：“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，真正的学术，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，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。”“文革”前夕，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“资产阶级客观主义”的时候，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在真理的问题上，不能让步。”
　　前文提说过的，1956年夏季翦伯赞在湖南省视察，越看越生气。为了说出一肚子的不满，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身份非同一般的章士钊。他说：“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。这方面缺点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，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。例如，《新湖南报》就很少关于文化、艺术、教育等方面的报道，很单调（章士钊插话，说：对，对，我们要知道的，报上都没有）。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，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，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套。考古和文物发掘、管理方面，文化局就没有管。文物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物，发掘后就封箱，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，这些文物是‘出土入土’。中山图书馆有五十万册书（一说六十万册），由于图书馆书库不够，分散在长沙、岳阳等地六、七处地方，有二十万册放在烈士公园一个要倒塌的潮湿房子里，有的放在河边潮湿的房子里。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的一部分宋版、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，因为没有房子放，放在走廊上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一部分已经完了。据我了解，还有大批珍贵文物进了造纸厂和造铜厂。中山图书馆每月买书经费只一千多元，买不了好书，书库又少。图书馆几乎成了看连环画的儿童阅览室。因此，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、吃肉，不要文化一样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点头。
　　他又接着说：“从教育方面来看，师范学院师生们反映图书不够，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条件。小学更糟糕些。我看了一个最坏的小学，墙壁出水，地下出水，光线不好、没有操场，厕所靠近教室，许多小孩子因为没有一角六分钱买药，一肚子的蛔虫。其他中学、小学有的也不像学校的样子。”
　　一向喜欢民间艺术的翦伯赞谈到湖南地方戏情况，竟激动起来。他说：“戏剧工作最糟糕。艺人们反映，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（指私营剧团），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（章士钊插话，说：是，是）。省文化局一个副科长曾对艺人说：‘戏子、王八、吹鼓手，都不是好人。’有的戏院都快倒了，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戏。有的化装室面对厕所。艺联戏院艺人住的宿舍是一间大而潮湿的房子。一个房子住几对夫妇，中间以蚊帐为界。有个剧团演《文天祥》，主角没有宿舍，睡在走廊上。一个得奖的年青女演员金国纯，很有天才。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。这十五元她要买旦角用的粉、红。每月吃不到肉和蛋。有个清唱馆，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。这个清唱馆名为公私合营，但公家却未管过。为什么不管呢？可能是其中有些过去是妓女（章士钊插话，说：因为文化局干部认为跟她们接触是可耻的）。就是妓女也要管，这并不可耻。总的来说，在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：国营与私营的矛盾；干部与群众的矛盾；艺术与生活的矛盾。这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。”
　　翦伯赞越说越激动：“我去时，农民包围了我。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。我一问生活，大家就哭，说没有饭吃，吃树皮、野菜、菜饼、糠。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，征收公粮后就缺粮。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，因为干部说：‘糠不卖，要喂猪！’（章士钊插话，说：人还不如猪）。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。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，他们说怕干部‘戴钢盔’（即扣帽子）。有个老农民说：‘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，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。’（章士钊插话，说：现在还不如满清啦）。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，说共产党、毛主席是好的。农民说：‘共产党、毛主席好是好，就是吃不饱。’我看到的人，都是哭脸。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，鸡犬无声。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，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。乡干部作风太恶劣，得罪了所有的贫农。我看一定要撤职。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，应该加以挽回——上面的话，我发誓，没有一句夸大了的，而且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农民那样激动。”
　　1957年夏反右运动中，民主人士章伯钧想不通自己错在哪里，请民盟老友私下交谈，但得到的都是敷衍、搪塞、疏远和冷漠，不得以请老友翦伯赞指点迷津。翦伯赞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指出章伯钧没有意识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实质性改变——从前是朋友，现在是君臣！毛需要的是人们对他“只有‘信’而无‘思’，大家只有去跪拜……”
　　翦伯赞能这样提醒别人，不用说，他自己肯定是已经参悟到了。一位历史学家，从幻想着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制度建立，到明白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不得已退而求其次，想象着君圣臣贤；再到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——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，自己不是工具，便是点缀。此时，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，遭到的打击也愈发惨重。
　　“文革”爆发时，翦伯赞不明底细，为吴晗辩护，对前来采访的《文汇报》记者说：姚文元的批判文章“牵强附会”，态度极粗暴，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。“见一叶落，而知岁之将暮；睹瓶中之冰，而知天下之寒。”史学家的翦伯赞，偏偏不知。没过多久，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，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、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，罪名是“黑帮分子”加“反动权威”。

　　终于，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，找回了自己；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，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。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，散发着清朗、辽远和庄严。
　　翦伯赞作为一个“学者”，为真理而献身的信念早就融流于血脉之中，他又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又桀骜不驯的性情中人，凡事总有自己的见解。他终于明白，视自己为真理化身的最高领袖又怎能接受这种人？当“政治”与“科学”还能兼容的时候，翦伯赞并不会感受到角色分裂的痛苦，当“政治”与“科学”分裂之际，翦在犹疑之余选择“学者”的天职。
　　侯外庐说，翦“既是严谨的学者，也是出色的鼓动家；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，也热爱生活，天真有如赤子”。而且强调，“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”为数不多。但脆弱与宁折不弯，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。翦伯赞刚直而刚性太强，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又缺乏韧性，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，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　　他看出，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：要么死，要么屈节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、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，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，已是不言而喻的了。
　　1968年12月19日早晨，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了过量的“速可眠”离开了人世，翦伯赞夫妇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。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，一张写着：“我实在交代不出来，走了这条绝路。我走这条绝路，杜师傅完全不知道。”另一张则写着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”
　　一个坚毅顽强的人，就这样骤然消失。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，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。古人云：进不丧己，退不危身；进不失忠，退不失行。——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。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。翦伯赞做到了，以生命为证。

　　对翦伯赞绝笔的解释也是各种各样。如果说翦伯赞的死，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激烈反抗，那么“三呼万岁”又是什么含义？是以此表明忠心，还是为子女后代着想？是对文革发动者的认罪服输，还是一种以死对抗的“我死你活”、“我长眠、你万岁”的暗示性诅咒？是以我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的真实对抗你不可能万岁的虚妄，还是……？

　　1969年7月29日，身处不安与无奈之中的范文澜，为毛主席给自己交付了工作而异常兴奋，不顾疾病缠身，急于出院并在出院的当夜，因病情恶化而去世，距离他的好友翦伯赞被迫自杀不足八个月。
　　十年生死两茫茫，1978年9月，北京大学党委为翦伯赞平反昭雪。12月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全国范围的对文革中的冤狱的平反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。无数无辜的饱受长久折磨的人们终于从地狱回到了人间。

　　此外还有什么原因呢，请看《翦伯赞自杀谜案5》

　　可惜的是，真正有思想的人可以让自己死的很惨，但却比被阉割了思想的太监要难糊弄的多。于是，“猴头把戏”的事再次上演——在冬天里看到春光的翦伯赞自杀了！
　　翦伯赞何以让人看不明白地，在好似已经度过了最被折磨和作践的时期，在被释放并且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自杀？请看《翦伯赞自杀谜案4》